2.3 政治权力和技术真理

在自上而下的观点中，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这便是政治权力战胜技术真理。

为什么权力会关心过去？因为社会道德来自于它的历史。当中国人谈论西方帝国主义时，他们不仅在谈论南海的一些可遗忘的尘埃，而是谈论与之相关的几代人的殖民主义和压迫，包括与八国联军和鸦片战争的关系等等。而当你看到有人在美国的 Twitter 上被谴责为某某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同样也被纳入其间。还是那句话，他们为什么是坏人？因为我们历史中的某种主义……

因此，当你在倾听一个政权的历史的时候，当你听到一个官方机构赞扬或谴责某人的时候，你应当保持批判性。

2.3.1 政治权力是历史的驱动力

当局是如何利用历史的？他们在使用什么技术？这不仅是名字和日期的随机组合，他们有成熟的技术来筛选档案，为过去的英雄和恶棍配备随从，将文件提炼成（政治上）有用的寓言，以下是其中两个：

• 政治决定论模式：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人人都听过这句话，但认真思考这句话将带来深远的影响。例如声称要写“历史初稿”的人就是胜利者之一。另外，历史对政权是有用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卡廷森林，如果承认这些是苏联干的，就会导致他们在 1945—1991 年间对波兰的战后控制失去合法性，但一旦苏联解体，真相就会被揭露。

• 政治吉祥物模式：胜利者假装代表失败者来书写历史。这是政治决定论模式的一个变种，也被称为“进攻式考古学（offense archaeology）”，被现代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的机构所采用——他们都把自己描绘成受害者，其技巧是挑选一个国家声称要去拥护的“吉祥物”，如苏联的无产阶级，然后翻阅历史，找出国家目前的敌人对这些“吉祥物”做过的最坏的事例。 将这些真实事件放在头版，确保每个人都知道它们，反过来确保忽视或压制非叙事性事件。还是以苏联为例，他们大肆宣扬西方资本家坑害工人阶级的无数的（真实的）例子，却压制苏联共产党人坑害工人阶级的更糟糕的（也是真实的）例子，以及工人阶级本身恶劣行为的例子。读者们可以举一反三，这里还有一个俄罗斯的例子，美国人称之为 “保护责任（R2P）”。

这些技术被用在了如何编写一份有利于国家的历史，这里还有更多例子：

• 中国共产党：今天的中国媒体在国内详尽地报道了八国联军、鸦片战争等事件，因为这些事件显示了欧洲殖民者的恶毒——他们打仗就是为了让中国屈服和沉迷于海洛因，但他们的国内历史并未提及维吾尔人和天安门事件。习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确实通过「老虎苍蝇一起打」运动重视了国内的腐败问题，但这部分是因为反腐运动在政治上对他的内部敌人是有用的，并且似乎并未牵涉到他的盟友。

• 美国建制派：今天的美国机构大量报道 1989 年的六四事件和 2022 年的俄乌战争，因为这些都是真实事件，它们让中国和俄罗斯看起来很邪恶，而美国看起来很美好。它没有提到 1900 年的八国联军（当时美国以“志愿联盟”参与入侵中国，以捍卫欧洲帝国主义），或 1932 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当时纽约时报公司的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帮苏维埃俄国扼杀了乌克兰），因为这些都是负面的历史。 目前美国的叙事中也没有强调文化大革命（它与今天的美国太相似了），或像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这样帮助毛泽东上台的西方记者，或美国支持俄罗斯和中国共产主义的所有丑恶历史。问题不在于事件所发生的年代——毕竟，政权媒体在需要的时候，会追溯到更远的年代：比如歪曲 1619 年的历史事件并放在新闻头条。然而不知何故，他们的时间机器却停滞在了 1932 年或 1900 年。现代美国，就像现代中国一样，你所听到的历史，是当权者认为对其内部和外部对手有政治意义的历史。

• 大英帝国：英国人在一战和二战中强调德国的罪恶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对盟友俄国的罪恶、自己在鸦片战争中的罪恶、以及对印度次大陆能够自由呼吸的渴望等等，倒是不太在意。（这条太容易了，因为英国不再是世界重量冠军级别的竞争者，所以当有人指出其过往的自以为是的不一致时，没人会感到不爽，事实上记录英国的罪过已经变成了道德信号者的家族产业，因为打击一个被打败的帝国，比处理一个仍存在的帝国的禁忌要容易得多。）

重点：一旦你跳脱出你所成长的文明，用对比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政治历史的技巧就变得很明显。其中有一个技巧值得特别一提，就是和平时期的“暴行故事”。

调动公众对敌人的敌意、并为军事行动辩护的最古老的技巧之一就是暴行故事。拉斯韦尔（Lasswell）教授说，这种技巧“在人类已知的每一场冲突中无一例外总能取得成功”。

这个概念在和平时期也一样有用。为什么呢？因为国家通过强调它所做事情的防御性，以及敌人的野蛮行为，使他们的人民热衷于打仗。但战争是另一种形式的政治，政治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即使在和平时期，国家也是以武装为前提的，而付诸武力需要理由。国家使用暴行故事来说服人们，使之相信行使武力只像是使用合法的工具一样。

从另一角度来看，芮妮·吉拉德（Rene Girard）把这称为“建国谋杀”，一旦你意识到这种手法，你就会发现它无处不在。缓和版本的暴行故事则经常被用于对政治权力扩张的辩护。

• 如果我们不强迫人们在机场脱鞋，人们就会死去！

• 如果我们不阻止人们自愿服用试验性的、有治疗效果的药物，人们就会死去！

• 如果我们不设立一个“谣言办公室”来阻止人们在网络上发表敌对言论，人们就会死去！

实际上，几乎政治中的一切事情，都有一个暴行故事作为支撑「28」；政府所做的很多事情背后，都有一个吉拉德式（Girardian）的建国谋杀案，它有时真实、有时虚假、有时夸张。

暴行故事有时以恐怖分子为框架，有时以儿童为框架......但一般的概念是“发生了如此糟糕的事情，我们必须使用（国家）武力来防止它再次发生”。人们通常完全忽略了这种力量本身所造成的死亡：在沙利度胺事件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通过严查药物审评来“防止”死亡，但因为反摩尔定律和药物审评滞后，它造成了更多的死亡。

有时候暴行故事完全是假的：在伊拉克被诬陷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前，它还被诬陷把婴儿从保温箱中赶出去。

话虽如此，但在这里也有可能矫枉过正，存在伪造、或夸大暴行的动机，并不意味着所有暴行都是伪造或夸大的「29」。是的，你应该知道，各国总是在假摔（Flopping），夸大它们和它们的吉祥物所受到的冒犯，试图把公众拉到他们一边，不管他们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俄罗斯人。

但是，一旦你意识到在历史的政治权力模式，下一个目标就是要防止进退维谷，防止过于轻信或过于愤世嫉俗。不幸的是，正如暴行故事是政治权力的工具一样，否认种族灭绝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纽约时报的普利策奖作品中看到这一点——它掩盖了斯大林的乌克兰饥荒。

为了保持这种平衡，为了知道国家是否在说谎，我们需要一种真相，它足够强大，能让我们置身于任何国家之外来进行判断；一种不以条件反射式的信仰或怀疑、而是以冷静独立的推算来回应官方统计的方式。

我们在上一节中介绍的自下而上的加密历史，显然是与之密切相关。但为了充分了解它，我们需要一个盟友理论：历史的技术真理理论。

2.3.2 技术真理是历史的驱动力

历史的政治权力模式给了我们一个有用的视角：历史往往只是列宁主义的施予或承受者，施米特的朋友或敌人（译注：施米特为纳粹党的重要成员和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家）。但如果历史总是这样，仅仅是关于纯粹行使政治权力，那就有点太无聊了「30」。毕竟，一个社会必须传承关于自然的真实事实，否则它的“韭菜”就不会生长「31」，它的政治阶层就会失去权力。

这带来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以技术为重点来分析历史的视角。

• 技术决定论模型：技术是历史的驱动力。政治决定论模式强调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此也是被扭曲的，它只传播对特定国家有用的东西。技术决定论模式指出，在一些关键领域（主要是科学和技术），许多社会从完好继承的技术中获得了好处。毕竟从阿基米德（Archimedes）、阿耶波多（Aryabhata）到阿尔-花剌子模（Al-Kwarizhmi）——从古代到现代的所有科学技术，都有一条不间断的链条。几百年后，即使我们对牛顿所处时代的其它法则都漠不关心，但我们依然还会在乎牛顿法则。在这个模型中，所有的政治意识形态一直都存在，唯一改变的是，一个特定的意识形态作为人类的组织系统，在技术上是否可行。因此，政治的风水轮流转，但衡量社会进步的绝对标准是一个文化的技术进步程度，用类似卡尔达肖夫指数（Kardashev scale）来表达。

• 轨迹模型：历史就是轨迹。我们之前在讨论“历史是一部曲折轨迹的隐秘史诗”时提到过这个概念，但值得再提一次。如果你偏好技术，你可能会想知道为什么我们在这本书中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讨论历史。一个答案是：历史是动态系统的轨迹。如果你能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波方程、扩散方程、时间序列或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你也可以对人的动态做同样的研究。更详细地说，我们从物理学（还有 Stephen Wolfram！）中了解到，非常简单的规则可以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的动力系统的轨迹。以纳维-斯托克斯方程为例，我们可以将这些轨迹分为层流、湍流、无黏性流、不可压缩流等等，来描述一个速度场随时间演变的不同方式。通过对“流体随时间变化”的测量，我们得出了这些分类，而仅研究这些轨迹类型中的其中一种，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学科。 这就是无生命物体的动态的丰富性。现在将其与数以百万计的智能体的宏观运动相比较，同样你可以通过研究我们所拥有的人类行为记录，也就是人类产生的数据资料，试图推导出关于人类在顺境之下和动荡之中的行为规则。 如果你考虑到虚拟经济，以及人类在社交网络和密码系统上的行为历史，这个类比实际上是非常坚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数据集被真正的开放，我们甚至可以从记录在账本上的所有数据中开发出阿西莫夫心理史学——即在不知道每一个微观细节的情况下，预测人类在某些情况下的宏观行为的一种方法（译注：“心理史学”为科幻大师阿西莫夫在《基地》系列小说中提出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已经可以对游戏「32」和市场等构建的环境做到这一点，而且越来越多的人类环境正在成为数字构建的环境「33」。

• 统计学模型：历史有助于预测。从统计学家的角度来看，历史对于准确计算未来是必要的。请看任何时间序列分析或机器学习的论文，或卡尔曼滤波器，它使这个概念非常明确。用奥威尔（Orwell）的方式来说，如果没有对过去的定量准确记录，你就无法控制未来，在这个意义上，你的控制论是行不通的。

• 螺旋模型：线性历史和周期性历史可以共存。从一个进步者的角度看，历史是一种线性趋势。“历史的弧线”朝向自由，而那些反对特定事业的人，则是站在了历史的错误的一边「34」。另一些人认为历史是周期性的，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这些技术专家唯一做的事情就是重新发明轮子，或者说“强者创造顺境，顺境创造弱者，弱者创造逆境，逆境创造强者”。但还有第三种观点，即螺旋式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从一个角度看，历史确实是渐进的，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是一个真正的循环，调和之处在于我们每转一圈开瓶器，就会在技术上前进一点而不是崩溃。在这种观点中，除非让时钟倒转，否则试图恢复之前的状态是不可能的，但你也许可以通过将螺旋线一直绕过 12 点方向来获得重启，以达到一个好的状态，或者你可能直接崩溃了。

• 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模型：文明会崩溃。历史告诉我们，技术进步并非不可避免的。“文明的陨落（The Fall of Civilizations）”播客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哥贝克力（Gobekli Tepe） 就是一个例子，无论你是作为一个天文学家（外部的智能生命形态在哪里？宇宙是一片黑暗森林吗？），还是作为一个人类学家（那些先进的文明是如何完全消亡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想到我们的文明也许只是电子游戏里史上表现最好的玩家，这就让人感到警醒：我们已经走了最远的距离，但我们无法保证在杀死自己「35」，或者像其他文明一样消失之前，我们会取得胜利。

• 伦斯基（Lenski）模型：生物体是无序的。理查德·伦斯基（Richard Lenski）用大肠杆菌进行了一系列著名的长期进化实验，他每天挑出一个新鲜的细菌培养物，将其冻结成假死状态，从而保存了几十年以来每一天的进化情况的快照。细菌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们可以被解冻和复活，因此伦斯基可以将第 1173 天的旧大肠杆菌菌株与今天的菌株一起放入试管中，看谁在正面竞争中繁殖得最快。结果表明，历史并不是严格意义上有序的，仅因为第 1174 天的菌株胜过了第 1173 天的菌株、第 1175 天的菌株胜过了第 1174 天的菌株——并不一定意味着今天的菌株将永远胜过第 1173 天的菌株。生物学的复杂性，决定了它更像是一场不可预知的石头剪子布的游戏。

• 火车坠毁模型：不了解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历史。另一种思考历史的方式是将其视为一组昂贵的实验，人们往往做出某些在当时看来合理的选择，最后却陷入灾难性的困境。例如共产主义——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想法，但历史表明，它在实践中实际上并未产生伟大的结果。

• 想法迷宫模型：那些过度适应历史的人将永远不会发明未来。这是对火车坠毁模型的反驳——过去的结果可能无法预测未来的表现，创新有时需要有一个初学者的心态。一般来说，相比于自上而下地对社会进行修改（如共产主义），这种模型对于全新的技术和投资更为有效。这方面的工具来自于我不久前写过的一个概念——“思想迷宫”，这里的相关点在于：一个商业主张在过去没有成功，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今天不会成功。技术和社会先决条件可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关闭的大门现在也可能已经打开。与物理学定律不同，社会随着时间改变，即使是世界领先的反技术博客也曾经如此承认：

  至今为止，虚拟现实还是一个失败的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它遵循了其他一些突破性技术的发展路径：它们没有通过迭代的方式来获得逐渐获得实用性，相反，它们几乎没有任何进步，只是从一开始就向前迈进，经历了耻辱的漩涡、破产、炒作和防御性的埋伏——直到有一天，他们突然转身，彻底而完全地取得了胜利。

• 莱特-费舍尔（Wright-Fisher）模型：历史是自然选择的幸存者。在群体遗传学中，有一个关于突变如何产生、传播的重要模型，叫做莱特-费舍尔（Wright-Fisher）模型。当一个新突变出现时，它只出现在 N 个人当中的一个人身上，那么它是如何传播到 N 个人的身上、达到 100%、变成所谓的“固定状态”的？首先，新突变可能永远不会达到 100% 然后消失，特别是当种群数量 N 很小时。突变也可能完全靠运气达到 100%，通过所谓的“遗传漂移”过程，在这种过程中，携带突变的个体恰好繁殖得比其他人多。但是，如果突变赋予了一些选择优势，如果它有助于其宿主在竞争环境中的繁殖，它比单纯靠运气更有可能达到 100%。同样，我们所知道的那些历史概念都帮助了或者至少没有妨碍载体的繁殖，而这里的“载体”通常是负责撰写这些历史的当局。有些历史概念源于愚蠢的运气，有些则是因为它们提出了有利于当局的观点，通常是通过使对手失去合法性来使当局的统治合法化，或者为他们提供新技术。这是一种这是一种记忆进化理论：历史会选择能够增加技术优势或政治力量的意识形态变异。

• 计算模型：历史是链上的人口，其余的都是编辑。弗朗科·莫雷蒂（Franco Moretti）有一本很好的书，叫做《图表、地图、树（Graphs, Maps, and Trees）》，这是一本关于文学的计算研究，莫雷蒂的论点是：所有其他文学研究都存在内在偏见，选择用哪些书来进行讨论，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的编辑修饰；而与之相反，他创建了一个全文数据集，并编写代码来生成图表，以使之完全明确。这里的意义是：只有一个可计算的历史，才能在统计学意义上代表全部人口。而其它任何东西都只是一个有偏见的样本。

• 基因组模型：历史是 DNA（以及语言和手工制品）向我们展示的东西。戴维·赖希（David Reich）的《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来的（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一书是该学派的经典总结，还有卡瓦利-斯福尔扎（Cavalli-Sforza）所写的那些关于人类基因的历史和地理的旧书，其要点在于：我们的真实历史写在我们的基因中。现代或考古意义上，基因组学不像纯文本一样可以被伪造、歪曲或遗失。对于历史重建而言，语言和工艺品就显得不那么强大了。尽管，它们往往与新的基因组研究中所揭示的古人类的迁徙模式相吻合。

• 科技树模型：历史是被“相邻可能”约束的伟人。以历史为背景，伟人理论提出：像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这样的伟大人物塑造了历史事件。相反的观点则提出：这些人被更大的浪潮所承载，当其他人身处他们的位置时，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例如，对于很多（但并非所有）牛顿来说，总有一个莱布尼茨（Leibniz），他也可能发明了微积分。如果没有一个像伦斯基式的实验，让我们可以在相同的初始条件下重新运行历史，我们就无法完全检验这两种理论。但我们有一个调和这两派观点的有用模型——就像《文明》游戏中的科技树。简单来说，所有已知科学都代表着这棵树的树梢，而个人可以选择将这棵树向一个特定的方向延伸。对于中本聪来说，并没有一个对应的莱布尼茨。当其他人都在关注社交、移动和本地化应用产品时，他在研究一个完全不同的范式，但中本聪也被当时的技术组件所影响和限制：比如哈希现金（Hashcash）、链式时间戳（chained timestamps）和椭圆曲线（elliptic curves）等概念。正如同达芬奇可以构思一架直升机，但他可能无法用当时的材料来建造它。科技树模型允许人们发挥个体能动性，但它也限制了一个人在特定时代所能实现的东西。就像思想迷宫一样，技术树的主要优点是它可以被显示出来，并且可以引领技术，正如前瞻学会（Foresight Institute）为人类长寿所做的事情一样。

你可能会感到有些惊讶：竟然有这么多理解历史的不同模型（让我们称其为历史启发法），就像我们有这么多编程的范式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好吧，就像我们后面要介绍到的治国策略一样，历史研究也可以被类比为一种编程，或至少是数据分析，也就是说，历史是对日志文件的分析。

• 数据废气模型：历史是对日志文件的分析。在这里，我们指的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日志文件”，即社会所写下或留下的一切。文本材料当然没问题，但也包括物理意义上的手工制品、基因和工艺品，就像日志“文件”可以包含二进制对象而不仅仅是纯文本。 延伸一下这个比喻，你可以尝试在没有日志的情况下去盲目地调试一个程序，或者你也可以仔细查看日志中的每一行字——但如果你找到一种方法，可以将日志提炼成可操作的东西，那么比起这两个极端做法，你会做得更好。

这就是历史启发法存在的原因。它们是从所有的文件、基因、语言、交易、发明、崩溃和人们长期以来的成功中提炼见解的策略。历史是人类所做的一切的全部记录，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数据结构，我们甚至才刚开始意识到它是一个数据结构。

我们可以把书面历史看作是完整日志的提炼，虽然它不完整、有偏见、且嘈杂。毕竟，如果你曾发现记者对一个目击者视频的总结不到位，或发现一个单一镜头相对于多机位而言存在误导性，你就能意识到，为什么能够获得公共事件的完整记录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2.3.3 政治权力与技术真理的碰撞

我们现在已经定义了一个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历史模式：建制派的奥威尔相对主义（Orwellian relativism）「36」和比特币区块链的绝对真理——政治权力和技术真理，这两种模式的碰撞值得研究。

让我们来展示三个政治权力遇到技术真理的具体案例：

• 特斯拉 > 纽约时报。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用特斯拉的仪器记录摧毁了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纽约时报公司声称特斯拉汽车已经耗光了电量，但马斯克的数据集显示，他们是故意把车开来开去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他们对自己的驾驶记录撒了谎。马斯克的数字推翻了纽约时报的文字。

• 时间戳 > 马克龙和纽约时报。推特用户用一张照片的时间戳来证伪了一张据称是巴西大火的照片，这张照片由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发布在推特上，而纽约时报未经证实就将其印刷了出来。通过反向图片搜索显示，这张照片是由一位于 2003 年去世的摄影师拍摄的，因此它是十多年前的照片。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因为《大西洋报》真的因为这些假照片而呼吁对巴西开战。

• 可证明的专利优先权。在一起专利诉讼中，中国法院使用链上时间戳来确定优先权。一家公司证明它不可能侵犯另一家公司的专利，因为它在另一家公司申请之前就已经“上链”了。

在前两个例子中，纽约时报公司职员只是按照他们的习惯来歪曲事实，以传播对他们的两个老对手（科技创始人和国外保守派）有政治意味的言辞。无论这些错误陈述是有意为之，还是出于“好到无需检查”的粗心，它们都是行使政治权力的尝试，但却遭遇了技术真相的砖墙。在第三个例子中，中国的政治系统将查明真相的工作交给了区块链。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相比于之前的金标准（无论是书面记录还是党国标准），技术提供了一种更有力的方式来确定真相，并将确定真相的权力从中央集权的机构中分离出来。

2.3.4 政治真相和技术真理的定义

将确定真相的权力从中央集权的机构中分离出来的尝试并非总是可行的。有些真相在本质上是相对的（因此是政治性的），而另一些真相是可以绝对验证的（因此是技术性的）。

这里的关键是：如果人们相信它是真的，它就是真的；还是不管人们相信什么，它都是真的？

对于政治真相而言，如果人人都相信它是真的，那么它就是真的。像金钱、地位和国界这样的事情就属于这一类，你可以通过改写人们大脑中的事实来改变这些真相。例如，一美元值多少钱、总统由谁担当、一个国家的国界在哪里……这些问题都取决于人们脑海中的想法。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改变了他们的想法，市场就会变动，总统就会换任，国界也会改变。「37」

与之相反，对于技术真理而言，即使没有人相信它是真的，它也是真的。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化学中的真理就属于这一类，它们的存在与人脑海中的想法无关，例如 π 值、光速，或者病毒的直径「38」。

这里存在着两种极端：通过改写人们大脑中的软件，你可以改变政治真相；技术真理则完全独立存在。

2.3.5 政治权力与技术真理的平衡

一旦你意识到，并非通过计算就能得出社会政治秩序的方方面面，而有些事情确实取决于武断的共识，你也会意识到，我们需要在政治权力和技术真理之间保持一种平衡「39」。

为此，中国人有一句精辟的话：落后就要挨打。如果你的技术不好，你就会在政治上被打败。反过来说，美国人也有一句谚语：“就凭你？你有军队吗？（you and what army）”如果你在政治上寡不敌众，那么作为一个单独的技术专家，你有多好并不重要，如果你不得人心，你就没有政治力量在物理世界进行建设。

这些观点结合起来，告诉我们要在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之间寻求平衡，其中前者被认为是最广泛意义上的 “群体认同”。这是政治权力和技术真理之间的平衡，是稳定派系的叙事和不利的事实之间的平衡，而对你而言，两者都需要。

这就是历史的政治理论和技术理论的相互关联之处——技术史是关于进行那些工作的，而政治史是关于这些工作进行时，如何才能保持权力。让我们把这些碎片都放在一起：

• 我们有一种历史的政治理论，说：“社会和政治鼓励传播那些对政治有利的叙述。”

• 我们有一种历史的技术理论，说：“金融和技术鼓励传播那些技术真理。”

• 我们有一系列例子表明，政治强人如何受限于去中心化的技术。

• 我们也理解为什么一个团体需要二者来维系生存，落后就要挨打，而不受欢迎的人在一开始就不会拥有政治权力。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观察概括为一个更广泛的理论？一个包含了政治权力和技术真理的冲突的总体理论？是的，我们可以，这就把我们引向了对上帝、国家和网络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