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如果新闻是假的，请想象一下历史
利维坦的碰撞使一些东西松动了。从网络上获得的所有信息，已经改变了我们对当下的看法，并随之改变了对过去的看法。美国建制派相信的，战胜所有对手的历史必然性，以及更重要的可取性，现在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在美国内外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即美国主导的战后秩序要么处于最后的阶段，要么已经结束，古老的立法者和无休止的改造反映的是一种正在消逝的文化，并试图去徒劳地阻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尽管人们像自动驾驶一样正在为第二次冷战做准备，但鉴于美国内部还有冷战，它能否在第一轮中脱颖而出，还是个未知。在国家能力、内部协调、预算资源、资金和政治意愿方面，下降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诚然，最敬业的建制派仍在运作，似乎帝国将永远存在，但美国在世界所扮演的下一个角色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因为美国连在国内代表什么，都还没有答案。
在美国国内，左右两边的团体现在都在以不同的方式问自己：我们是坏人吗？左翼问美国是否存在体制上的种族主义，右翼问美国是否是不可救药的左翼，双方都有更多的派系「63」希望国家分裂。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它至少是两个民族，有两个交战集团。制度上的信任已经崩溃了，彼此之间的信任也崩溃了，而现在出现的问题是根本性的。
美国建制派是世界上的一股善的力量吗？
美国建制派在国内是一股善的力量吗？
其他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复制今天的美国吗？
美国建制派会告诉你真相吗？
它在国内或国外曾经是一股善的力量吗？
对于这些问题，我的答案也许是特立独行的：不、不、不、不和是。我不认为如今的美国建制派在国外或国内总的来说是一种善的力量，也不认为今天会有人按照美国的模式来克隆一个新国家，更不认为你可以信任美国建制派说出的话。然而，我确实认为 1945 - 1991 年的冷战时期，美国对其公民和盟友来说比其苏联对手要好。
虽然我可以证明「64」这些答案是正确的，但我的回答并没有我列出的这些问题那么重要，因为美国建制派已经失去了对叙事的控制，他们对现在和过去的指鹿为马，也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2.6.1 现实失真
“如果新闻是假的，请想象一下历史。”这条精辟的推文颠覆了奥威尔（Orwell）的观点，因为如果一个人被证实伪造现在，那么他将无法歪曲历史。也就是说，一旦有足够多的人看到建制派一直在对今天的事件撒谎，他们自然会开始认为建制派可能也对昨天的新闻撒谎。
为了校准这一点，让我们从最近的现在，即过去 5 - 15 年左右的媒体的频频失误开始。毫无疑问，你会有你自己的清单。
还记得伊拉克战争时期的“乌龙事件”吗？本应“追究政府责任”的媒体公司，反倒帮助建制派，证明了以虚假借口入侵伊拉克的合法性。
还记得关于“通俄门（Russiagate）”的数千篇报道在穆勒报告（Mueller report）后完全消失吗？
还记得《纽约时报》说希拉里·克林顿有 91% 的机会获胜吗？这让人印象深刻，因为事实相去甚远。
还记得被纽约时报的统治集团奥克斯-苏兹伯格家族的高级成员萨姆·多尔尼克（Sam Dolnick）所认可的哈里发播客吗？这些播客详细、动人，由多个部分组成，最后却被证实完全就是假新闻。
还记得迈尔斯·泰勒（Miles Taylor）事件吗？在该事件中，一名初级官员被描述成“高级行政官员”。
还记得他们曾经说 YouTube 的言论自由对于美国而言仍然是一件坏事吗？然而第二天他们又大举支持言论自由，因为这有助于他们将自己的内容渗透进俄罗斯。
还记得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的报道吗？无辜的高中生尼克·桑德曼（Nick Sandmann）只因在一个敲着鼓走过来的人面前站着不动，就犯了错误。
还记得卡拉·斯威舍（Kara Swisher）曾说 COVID-19 已经被控制住了吗？在这个病毒实际上杀死了超过一百万美国人之前。
还记得每个人都在疫苗和其他一切有关 COVID 的事情上转换立场吗？如迈克尔·索拉纳这份细致的记录一样。
还记得美国建制派发表报告、信誓旦旦地预测通货膨胀将是短期的吗？
还记得 2017 年摩苏尔战役的主流报道少之又少，这是 2003 年入侵伊拉克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军事行动，奥巴马本应结束这场战争。
你可能不记得最后一个，因为报道很少，但请看看这个，然后再问为什么你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它。
在每一个案例中，实际和预测都出现了巨大的偏差——我们预测是零的东西，最后变成了数百万；或我们预测一个肯定的结果，最后却是无效的；或是一场以美国军队为主角的热战和 482 起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但在公共意识中的记录却接近于零。
如果美国建制派能够在互联网时代将摩苏尔从记忆中抹去，你会开始明白普京的俄罗斯是如何假装 2022 年入侵乌克兰只是一次“特别行动”。你开始意识到，仅仅是“审慎地对待文章”、选择性地相信其所说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听从建制派的意见，你对现实的认识可能会产生一百万倍的偏差。
信息失真的模式
在信息的供应链失真的各种方式中，存在一些共同的模式。
渠道失真。对美国建制派有利的信息被放大 100 倍，而对其不利的信息则被降低 100 倍，或完全归于沉默，这样的净失真是 10,000 倍或更多。我们可以认为，这类似于信号处理中的频道失真。媒体公司不仅仅是审查员，还是传感器，而且是势利的传感器。他们表面上是在测量世界，实际上他们有自利的理由来报道一些低数值（如通货膨胀率和犯罪率），以及一些高数值（如他们想解决的任何社会问题）。这样的渠道失真有很多，包括（a）没有对媒体所有者的批评；（b）通过 A / B 测试来促进字面的仇恨言论，以获得更多的点击率；（c）通过自我引用来给人以公正的印象，诸如此类。
叙事的一致性。建制派决定在数百万个可能的故事中把什么放在头版的方式，应该让你想起历史上的政治权力理论。只有那些支持叙事的东西：他们喜欢的国家政策总是会成功，他们不喜欢的技术竞争者总是会失败；他们的错误是诚实的错误，你的错误是要被解雇的罪行；建制派的对手是某某主义者和叛徒；言论自由是敌人……等等。从数量上而言，最好有一个类似于 word2vec 的新软件，可以为这些故事的叙事一致性进行打分和排名。
权力高于真相。在这些事件中，如果你停下来数一数，往往会发现，这些报道不是偏离了 50%，而是偏离了 1000 倍甚至更多。那为什么这些“记者”还有工作呢？因为他们的工作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挣权”，他们并不是为了做好投资而去正确地预测未来，他们是为了重复党的路线，让人们保持一致。他们就像演员，他们的角色是在正确的时间，发表正确的言论，制造你的同意，再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到通货膨胀率等方面误导你，然后，在人们根据他们的官方误导投票后，声称该结果具有民主合法性。
与一个校准的传感器进行比较。将这些媒体公司的报告和一个校准的传感器的报告来进行比较，会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一个传感器无法通过歪曲它提供给你的信息来“赢得”你的损失。你的油箱不会报告油量为 90%，然后突然下降到 20%；你的银行账户里的金额不会因为你要购物就突然变多，然后又默默变少，就像一个建制派记者在选举前试图操纵别人一样。你工作中数据面板上的指标通常不会被人们伪造，基本在每一种情况下，你都会收到来自一个冷静的机器或一个机构（如你的公司）的报告，在那里你有经济上的一致性，不存在重大的委托 / 代理问题。相比之下，媒体公司可以向你报告虚假信息，并且仍然从中赚钱。它有自己的思想和钱包，与你所拥有的传感器不同。
网络救援。还值得注意的是：你听到这些事件的唯一原因，以及对这些事件的反驳开始出来的唯一原因就是网络。这只是因为国家对社会媒体的过滤还没有完全成功，他们对不同声音的降级还没有完全成功，他们对自由社会进行言论和思想控制的晚期尝试还没有完全成功，因为（a）最初的反驳甚至被公布；（b）你还可以看到这些文件被合并到了同一个文件里。
最后一点值得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些当下的失真？这又是因为利维坦的碰撞，因为网络将信息绕过国家，给了人们实际而非表面上的言论自由。
网络带来了实际的言论自由
我们在《分裂理论》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点，网络正在加速西方社会的去中心化，这种去中心化，是在 1950 年代，集权化达到高峰后的不久后开始的。
在这个过程的最后，也就是在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美国建制派已经变得如此臃肿和快乐，以至于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前任们是如何激进地去进行言论和思想控制的。基本上，建制派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是继承了一个高度监管的、权力集中的通讯机构——在这里，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实际的言论自由，除非他们拥有一家媒体公司，或受雇于一家媒体公司。
因此，在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美国的建制派似乎可以一边吃蛋糕、一边拥有蛋糕；他们一边享受着修辞上的快乐（声称支持一个自由社会），一边享受着相对于普通人巨大的分配优势（“永远不要和一个按桶买墨水的人争论”）。
现在，美国确实比苏联更自由，但美国不比互联网更自由。正如我们在后面将会讨论的那样，社交媒体是美国的开放政策（glasnost。译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 1980 年代提出的开放政策，提倡苏联政府更多开放活动，减少秘密活动，开放思维），加密货币是美国的经济改革（perestroika。译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自 1987 年 6 月起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原词“перестро́йка”的俄语字面意义即为“重建”，其意图为改变苏联陷入僵局的经济状况）。因此，随着互联网规模的扩大，美国人实际上得到了他们在名义上拥有的言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权利，建制派开始感到威胁。
为什么？因为虽然言论只影响到自愿行为（如投票），但自愿行为反过来又影响到强制行为（如立法）。因此，如果美国建制派失去对言论的控制，他们就会失去对一切的控制。
建制派发起了反去中心化运动
2013 年，盛大的反去中心化运动开始了，对科技巨头的反感和抵制、加上大觉醒运动（the Great Awokening），杰克·布拉蒂奇（Jack Bratich）称之为“复兴之战（war of restoration）”，这场战争的发起者——建制派，已经在经济上被网络完全击溃，但还保留着道德上谴责对手的能力。
受到威胁的美国建制派在两种意义上都增加了对其对手的攻击量，从图表中可以看出，攻击的数量和谩骂的程度都在飙升。他们的对手基本上是所有人——科技界、特朗普、中国、俄罗斯、以色列、巴西、匈牙利、英国脱欧派、马克龙……所有不是他们社交网络里忠实成员的人。
从 2013 年到 2020 年期间，不惜一切代价、多线作战似乎是有效的，美国建制派花费了大量的声誉，但他们成功地扳倒了谷歌、亚马逊、苹果和主要的科技公司；使特朗普下台；并以大规模骚乱来恐吓国家。他们完全颠覆了奥巴马时代的路线「65」，默默地从特朗普那里偷走了中国问题，并与俄罗斯的关系两极分化，他们取消过、贬低过、妖魔化过，并在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了主导地位。
然后，突然间，在 2021 年 2 月之后，支持度明显下降。在特朗普之前的联盟，可以说是导致了特朗普的联盟，似乎并没有超越特朗普。在撰写本文时，很难说这是一时的转变还是永久的转变，但社会参与度下降了，人们不再关心。美国建制派现在只与他们的铁杆支持者们交谈，他们所攻击的所有其他社交网络——基本上是世界上所有不是真正的美国国家崇拜者的人，他们都不再理会。
相反，人们则正在重新评估他们与美国建制派的关系，以及与美国本身的关系。
2.6.2 历史失真
美国当下的失真导致人们重新评估美国的过去。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得了盖尔-曼失忆症（Gell-Mann Amnesia），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心理模型是否也是一种盖尔-曼的美国。
让我们回顾一下盖尔-曼失忆症（Gell-Mann Amnesia），它说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当你在报纸上读到关于自己专业领域的东西，假设它是计算机科学，当你读到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时，你看到了严重的错误、以及因果关系的颠倒，然后你翻过这一页，读到关于巴勒斯坦的文章，这篇报道看起来是值得信赖的，你就忘记了你刚刚看到的——在你有专业知识背景的领域里那篇有缺陷的报道，你得了失忆症。
盖尔-曼失忆症的机制性原因是前互联网信息环境的中心辐射的拓扑结构。 假设你是计算机科学的专家，另一个人是日本专家，第三个人熟知债券市场，以此类推。你们是辐条，都与中心（例如纽约时报）相连，但彼此之间没有联系。每个辐条都有一流的本地信息，可以在自己的领域伪造纽约时报报道，但没有与其他辐条协调的机制，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更好的枢纽。直到互联网、区块链，以及加密历史的出现。
盖尔-曼失忆症的长期后果是盖尔-曼的美国。人们现在知道，关于当下，我们被系统性地误导了。但至少我们生活在当下，我们有当地的信息可以去伪造许多新闻报道，我们没有生活在过去，我们知道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可能会有巨大的偏差，没有过去的人在身边提供第一手信息......尽管我们可以读他们的书，有时还可以看他们的电影。
这里有一些快速链接，可能会让你对过去感到惊讶：
1958年，埃及总统纳赛尔（Nasser）就已经嘲笑过让埃及妇女强制戴哈吉布的想法。惊讶之处：人们记忆中的穆斯林世界，比想象中更加世俗化。
德国派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进入俄国，潜在地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即破坏其当时的战争对手的稳定。安东尼·萨顿（Antony Sutton）的书记录了华尔街银行家们是如何明显地资助俄国革命的（以及其他华尔街银行家多年后是如何资助纳粹的）。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在革命前曾在纽约呆过一段时间，像约翰·里德（John Reed）这样的美国人的宣传报道，帮助列宁和托洛茨基进行了革命。事实上，里德对苏联人非常有用，他对革命的性质产生了误导作用，因此今天他还被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墙根下。惊讶之处：俄国革命并非完全由俄国人完成，而是有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大量外国参与。
纽约时报记者沃尔特·杜兰蒂（Walter Duranty）曾经因帮助苏联、让乌克兰人民挨饿而获得过普利策奖，90年后，纽约时报决定转而“与乌克兰站在一起”。
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0 年罗斯福任期内的美国副总统，他参观了苏联的马加丹古拉格集中营，并认为那里很好，随后在 1944 年他在副总统提名中败给了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杜鲁门于 1945 年成为了总统。
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设计师，美国人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为苏联人从事间谍活动。根据冷战结束后解密的维诺纳解密文件，他只是几十个人中的一个。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美国国家行政制度的总设计师，招募年轻男子与同性恋海员睡觉，以诱骗他们。
另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写了《中国上空的红星（Red Star Over China）》等书，在毛泽东开始大规模屠杀和集体化计划之前、期间和之后，将毛主席赞美到天上。
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也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帮助卡斯特罗（Castro）在古巴赢得了权力，导致了古巴革命的杀戮和差点导致核战争的古巴导弹危机。
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卡梅洛的黑暗面（The Dark Side of Camelot）》中，详细介绍了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伊利诺伊州的手下如何帮助他操纵 1960 年的选举，这是水门事件前整整十年未被提及的丑闻。
纽约时报的奥托·托利舒斯（Otto Tolischus）还报道说，波兰在 1939 年入侵德国，扭转了纳粹的进攻方向。
这仅仅是 20 世纪的情况「66」，大家的关注点都在冷战上。
一旦你开始看到这么多不和谐的事实，其中有很多来自像纽约时报这样的组织，他们自称是“记录的报纸”和“历史的初稿”，他们在广告牌上称自己是“真理”......你开始意识到存在叙述者不可靠问题。
如果苏兹伯格（Sulzberger）更像凯撒·索泽（Keyser Söze）呢？如果他的雇员是高度利己的职业踢皮球运动员呢？如果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呢？如果你不能相信他们说的任何话、以及美国建制派所说的任何话，而不得不亲自去核实呢？
随着冷战结束，互联网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兴起，一连串的电影问世——《黑客帝国》、《记忆》、《杜鲁门秀》、《搏击俱乐部》、《游戏》、《黑衣人》、《心灵的永恒阳光》，它们都是关于一个被构建出来的现实——我们的记忆并不真实。几乎可以说，随着网络的兴起，集体潜意识中出现了一种朦胧的意识，即每个人都被 20 世纪的中央集权国家欺骗了、麻醉了、镇静了。不仅仅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还有民主资本家。
就像一个在中国长大、成年后移居美国的人，会发现他们被骗了——毛泽东并不是真的“七分好、三分坏”，而是远比这更糟糕。那些在美国长大、成年后移居互联网的人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原因是，美国建制派并没有真正理解互联网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因为在 20 世纪，他们把显而易见又颇具威胁的事实——如苏联间谍在美国的存在——变成了不能轻易提及的禁忌话题。于是这样一个进程随之发生：显而易见的真相变成了不可言说的禁忌，不可言说便不可想象，不可想象便不被思考，而一旦它不能被思考，它就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潜在威胁。此外，原来那些有意识压制这个显而易见又颇具威胁的事实的人已经去世了。
所以这些未经思考的想法当时就坐在那里，在尘封的书本中等待着，等待着有人偶然发现它们，意外地重新发现它们，并把它们放到网上。无论是谷歌图书还是维基解密，还是苏联的档案，或者是抗审查的网络，现在有太多的秘密已经公开在明面上。
现在的问题是，新觉醒的美国建制派，能否利用对谷歌或其他各种“事实核查员”等关键点的控制，让人们更难触及不便透露的真相，或者是，以 Web3 为媒介的服务，将使国家永久性地难以压制网络。作为读者的你，可能也有自己的看法吧。
2.6.3 侏罗纪公园
一个不太重要的说明：除了伪造的报纸和历史教科书，你对过去的失真印象、你的盖尔-曼美国，很可能来自电影，其程度比你想象的要大。如果你没有深入研究过某件事情，你对它的心理模型往往会隐约还原为好莱坞电影中的几个场景。
让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侏罗纪公园”。如果你记得《侏罗纪公园》中的场景，他们把两栖动物的 DNA 拼接到基因重建的缺口上，这就类似于媒体消费对你的大脑所做的事情「67」。你不自觉地将电影场景拼接到现实生活中，作为一个大致的近似值。你知识中的空白已经被电视和电影填补了，但这些都是不可靠的叙述者。比如说：
你对美国军队的印象是什么？通常是《壮志凌云》或《变形金刚》中的内容。即使是负面描写，也会把它描绘成一副全能模样「68」。
谁来把我们从病毒中拯救出来？为什么是 CDC 的优秀公务员？正如《传染病》中所描述的那样。
相比之下，你很少看到把记者、活动家、教授、监管者等人描述成坏人。公众缺乏电视叙事，不知道扮演这些角色的人怎么会出错。这就是为什么记者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会让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感到惊讶：
我成年生活中最大的惊喜之一是发现记者有多么不道德。在电影中，他们总是好人。
“在电影中，他们总是好人。”的确如此！如果你仔细想想，超级英雄被描绘成记者（这是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和彼得·帕克（Peter Parker）的日常工作），而记者也同样被描绘成超级英雄（见电影《聚焦》和《邮报》）。无畏的记者和邪恶的公司一样，都是一个典型角色「70」，你同样也没怎么听说过邪恶的共产主义者。
为什么？20 多年前，《理性（Reason Magazine）》杂志刊登了一篇至今仍很有说服力的报道，名为《好莱坞消失的电影（Hollywood’s Missing Movies）》，讲述了电影业如何将冷战的戏剧性内容从 20 世纪中粉饰掉。因此，电影业不仅对美国建制派记者进行了正面描写，还对彻头彻尾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正面描写——但我还要重复一遍「71」。
也有例外的情况。偶尔你也会看到描述邪恶的非营利组织、民主党人和记者的《纸牌屋》，偶尔你也会看到《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或《捉鬼敢死队》，描述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或环保局的邪恶监管者。最近，你开始看到一些电影甚至描绘了邪恶的共产党人，不是《洛奇四世》中可互换的卡通反派，而是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他人的生活》、《归途》、《间谍之桥》和《斯大林之死》，分别描绘了共产主义国家的间谍、毒害、监禁和谋杀的真实面目。
不过，这些都是非常例外的例外。人工智能视频分析可以量化这一点，但如果你把过去几十年来最受欢迎的前 N 部电影和电视节目，以观看的原始小时数计算，我敢打赌，世界上以邪恶资本家为主角的场景与以邪恶共产主义者为主角的场景的比例超过 1000：1。
当然，这些都是虚构的故事，但正如格雷厄姆（Graham）的引文所说明的那样，它们是现实世界的原型。甚至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也知道三录仪（Tricorder）是什么，他们认为它是“好的”，只因为它在《星际迷航》中被描绘成了好的。但大多数时候，生物医学创新者被描绘成邪恶的，并伴随着所有的后果。错误的历史塑造了我们的现实。我们都生活在侏罗纪公园里。
2.6.4 深入阅读
也许你现在同意，历史已经失真了，但我们只是触及了表面，虽然我们不能在这里复述整个世界的历史，但我们可以推荐一些参考资料，说明过去的情况与你想象的不同。我们特意将它们归类为“技术经济史”和“20世纪”历史。如果你点击这些链接，浏览这些书，甚至是购买并充分阅读它们，你就会开始了解标准教科书、报纸和电影中的历史失真程度，而且你将有能力回答我们在本章开头提出的基本问题。
首先，关于技术经济史的一些阅读：
patrickcollison.com/fast - 建筑业曾经有多快。
wtfhappenedin1971.com - 1971 年，在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前后，有多少经济指标脱轨。
J·斯托尔斯·豪尔（J Storrs Hall）：《我的飞行汽车在哪里？（ Where’s My Flying Car? ）》-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监管阻碍之前，世界上的能源生产曲线是如何不断增长的（另见《进步之根（Roots of Progress）》的评论）。
马特·雷德利（Matt Ridley）：《创新是如何运作的（How Innovation Works）》- 科技创始人总是要与建制派作斗争，这一点很像现在的情况。
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 Rees-Mogg）和詹姆斯·戴尔·戴维森（James Dale Davidson）：《主权个人（The Sovereign Individual）》- 20 世纪的中央集权实际上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
雷·达里奥（Ray Dalio）：《变化中的经济秩序的原则（Principles of the Changing Economic Order）》- 今天的美国在货币过度扩张方面如何类似于过去的荷兰和英国帝国。
彼得·图尔钦（Peter Turchin）：《战争与和平与战争（War and Peace and War）》- 定量方法如何识别反复出现的周期。
威廉·斯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第四次转折（The Fourth Turning）》- 历史的循环理论如何预测 2020 年代美国的严重冲突（写于 1990 年代中期）。
布莱恩·麦卡洛（Brian McCullough）：《互联网是如何发生的，从 Netscape 到 iPhone（How the Internet Happened: From Netscape to the iPhone）》- 提醒我们科技时代是非常新的，真正的历史只有 10 年左右，而且是随着 iPhone 的采用才真正开始。
李开复：《AI 未来（AI Superpowers）》- 2010 年代中国科技建设的最新历史如何表明他们并不只是山寨者。
然后，关于 20 世纪历史的一些阅读：
柯蒂斯·雅文（Curtis Yarvin）：《不合格的保留意见（Unqualified Reservations）》- 对西方历史异常现象的广泛调查，重点是 20 和 19 世纪。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 苏联的真实面目。
尤里·斯列兹金（Yuri Slezkine）：《政府之家 （The House of Government）》- 苏联的实际运作方式。
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m）：《记者与凶手（The Journalist and the Murderer）》- 记者如何为获得点击率而“结交和背叛”他们的对象，这本书在新闻学校里被当作一种操作手册来教给学生。
安东尼·萨顿（Antony C. Sutton）：《 华尔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Wall Street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和《华尔街与希特勒的崛起（Wall Street and the Rise of Hitler）》- 不同的资本家群体是如何分别资助共产主义和法西斯革命的。
阿什利·林德伯格（Ashley Rindsberg）：《灰姑娘眨眼（The Gray Lady Winked）》- 纽约时报是如何在 20 世纪系统性地歪曲事实的。
尼科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人间烟火（Human Smoke）》- 第二次世界大战比教科书中所描述的要残酷和混乱得多。
肖恩·麦克米基恩（Sean McMeekin）：《斯大林的战争（Stalin’s War）》 - 斯大林是如何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包括试图将日本和美国推入冲突，这样他就不必与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作战。
维克多·苏沃洛夫（Viktor Suvorov）：《罪魁祸首（The Chief Culprit）》- 麦克米金（McMeekin）的一些工作证明，在希特勒攻击斯大林之前，斯大林是如何准备攻击希特勒的。
约翰·厄尔·海恩斯（John Earl Haynes）和哈维-克莱尔（Harvey Klehr）：《维诺纳（Venona）》；戴安娜·韦斯特（Diana West）：《美国背叛（ American Betrayal）》- 美国在二战前后确实充斥着共产主义间谍。
肯尼斯·阿克曼（Kenneth Ackerman）：《托洛茨基在纽约（Trotsky in New York）》；肖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 俄国革命是如何通过海外资金和一战中的德国最高指挥部促成运作的。
约安·格里罗（Ioan Grillo）: 《厄尔尼诺·纳科：墨西哥的犯罪叛乱（El Narco - Inside Mexico's Criminal Insurgency）》- 墨西哥的暴力问题远比一般人理解的要严重，以及这与美国最近的影响有何关系。
沃尔夫冈·希维尔布什（Wolfgang Schivelbush）：《三个新政（Three New Deals）》- 罗斯福新政是如何直接受到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的启发的。
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给斯蒂芬·科特金的 5 个问题（5 Questions for Stephen Kotkin）》- 苏联人归根结底实际上是虔诚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犬儒主义者。
弗兰克·迪科特（Frank Dikötter）：《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 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如何类似于现代美国的象征意义，2020 年的 BLM（译者注：Black Lives Matter，黑人运动）骚乱证明了二者之间特别相似。
刘慈欣：《三体》- 虽然是虚构的，但这本书的第一章说明了毛泽东主义下的疯狂，以及邓小平上台之前中国人民所承受的一切。另见《改变中国的秘密文件（The Secret Document That Transformed China）》。
布莱恩·伯勒夫（Bryan Burrough）：《愤怒的日子（Days of Rage）》；大卫·塔尔伯特（David Talbot）：《女巫的季节（Season of the Witch）》- 20 世纪 70 年代的美国所涉及的暴力行为和国内恐怖主义远比人们通常所记得的要多。
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组织者（The Organization Man）》；詹姆斯·伯纳姆（James Burnham）：《经理人的革命（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20 世纪 50 年代的美国比人们通常记忆中的更加社群主义，而更少资本主义。
斯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明天，世界；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诞生（Tomorrow, the World; 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 美国实现世界霸主地位并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
阿米蒂·施莱斯（Amity Shlaes）：《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 罗斯福的“大胆、持续的试验”如何导致经济衰退变成大萧条。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son）：《当钱死了（When Money Dies）》；梅尔·戈登（Mel Gordon）：《丰满的恐慌（Voluptuous Panic）》- 魏玛共和国的货币和文化特征，以及它与当今美国的相似之处。
以上这些主要是针对西方，特别是 20 世纪的美国，但一个在中国长大的人也许可以用全球的资料准备一个类似的清单，来驳斥中共的各种宣传。例如，“朝鲜是黑暗的”这一事实，使中国颂扬他们对光荣的朝鲜政权的军事支持的电影变得更加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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