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上帝、国家、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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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之间的碰撞，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和记录在账本上的历史之间的碰撞，政治权力和技术真理之间的碰撞......这种相遇是利维坦之间的碰撞。
为了理解这一点，想象一下两个小学生在操场上打架。没过多久，其中一个就说：“我爸能打赢你爸！”这种平庸的小事中蕴含着深刻的意义。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孩子就相信自己可以诉诸于更强大的力量——一个利维坦，一个可以扫除场上所有敌人的强者（包括课间休息的罗伯特同学）。
在这一点上，大人和小孩没什么不同。每一种学说都有它的利维坦，那个盘旋在所有事物之上的主要推手。对于一个宗教来说，它是上帝；对于一个政治运动来说，它是国家；而对于加密货币来说，它是网络。这三个利维坦盘旋在易犯错误的人身上，使他们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
一旦我们超越了上帝，一旦我们意识到在霍布斯（）意义上的利维坦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一个运动如果不是崇拜上帝的宗教运动，那么它往往就是崇拜国家的政治运动，或是崇拜网络的隐蔽部落。许多进步的无神论者也绝非统计学家，他们崇拜国家，仿佛国家就是上帝，而许多自由主义无神论者可能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国家，但他们确实相信网络，无论是他们的社交网络还是他们的加密货币。
这一点值得详细说明。
第一个利维坦是上帝。在 19 世纪，人们不偷东西，因为他们真的害怕上帝，他们以一种我们很难理解的方式在相信着：上帝是世界上一种活跃的力量，拥有硫磺与烈火。他们希望敬畏上帝的人掌权，因为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即使没有人可以惩罚他，他也会表现得很好。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他真的相信违反宗教法令会受到永恒诅咒的惩罚，即使没人能看到他是否有不当行为，他也能被公众所信赖。至少这是一种理性的重述：关于为什么真诚地“敬畏上帝”，其实对人们非常重要——尽管他们未必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上帝是终极力量，上帝是利维坦。
19 世纪末，尼采（Nietzsche）写道：“”。他想表达的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信仰上帝。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一个新的利维坦崛起了，它之前就存在，但如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国家。因此在 1900 年代，你为什么不偷东西？因为即使你不相信上帝，国家也会惩罚你。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取代了上帝（法国已经在很明显地进行这项工作），这导致了 20 世纪的巨大战争，即民主资本主义与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些新的信仰用 g-o-v 取代了 g-o-d，将国家置于上帝之上，使国家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
让我们来到当下。正如你从所看到的那样，今天不仅仅是上帝在死亡，国家也正在死亡。因为在 21 世纪早期，人们对国家的正在急剧下降，尽管可能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复苏正在之中，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也基本了，网络（互联网、社交网络和现在的加密网络）才是下一个利维坦。
所以：在 19 世纪，你不偷东西，因为上帝会惩罚你；在 20 世纪，你不偷东西，因为国家会惩罚你；但在 21 世纪，你不能偷东西，因为网络不会让你偷「」——要么社交网络会对你发起暴行，要么加密网络让你无从偷窃（你需要私钥），要么网络化的人工智能最终会监测到你，也可能以上情况会一起发生。
换句话说，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在 19 世纪是上帝；在 20 世纪是美国军队；而到了 21 世纪中期则是加密技术。正如阿桑奇所说，再多的暴力也无法解决特定的数学问题。因此你有多少核武器并不重要，如果财产或信息是由加密技术保证的，那么国家在没有解出那些方程之前就无法褫夺这些财产与信息。
现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反应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来解决问题——用传说中的来获得密码和私钥。但首先他们必须找到这个人的线下身份、将其映射到一个物理位置、确定他们有管辖权、派出（昂贵的）特种部队，并对无数人在无数地方做这件事。同时，还要处理各种复杂难题，如匿名重发（）、多重签名（）、零知识（）、失能开关（dead-man’s switches）和时间锁（）。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说，加密技术增加了国家的胁迫成本。
换句话说，扣押比特币并不像为法定货币那样容易。像委内瑞拉这种充满敌意的国家，通过按一下键盘就可以集体夺取人们的财富，而处理加密货币则需要挨家挨户地进行。解决规模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支廉价的、自主的、由 AI 无人机组成的警察军队，中国最终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但其成本太高，而且我们直到现在也尚未实现「」。
在此之前，中本聪成功维护假名的历史、苹果公司的行动、以及比特币对于政策的抵御能力，都表明了网络的假名系统和密码学，已经在一定意义上阻碍了国家的监控和暴力。
因此，加密技术以一种法律无法做到的方式限制了政府。正如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使用加密技术和加密货币来还关乎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合同自由；使用加密和个人隐私技术来防止歧视和镇压；在代码规则之下实现真正平等的庇护——即使是国家白纸黑字的保证，也正变得越来越空洞。因为计算机对相同的输入总是给出相同的输出，而不像易变的人类司法机构那样，在执行法律时容易出错（或被政治化）。
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就是下一个利维坦，因为在关键层面上，它正变得比国家更强大、更公正。
当我们说网络是下一个利维坦的时候，我们可以简述为“网络 > 国家”。这里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展示了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中，网络比国家更加强大。
加密技术 > 国家暴力。当政府无法破解强大的加密技术时，就意味着国家无法窃听通信、无法拦截交易，也无法穿透数字边界。这也意味着我们具备了在国家控制之外去组织一个团体的能力，从而削弱了国家的控制力。
加密经济 > 法币经济。我们刚刚讨论过，比特币网络是国家不能轻易冻结、扣押、禁止或印刷的，理论上而言，这只是加密技术的一个特例，但它的影响是广泛的：所有形式的金融工具、企业工具、会计、薪资等，都可以在国家控制之外的链上进行。
点对点 > 国家媒体。有两种国家媒体：国家控制的媒体，如中国的新华网，或控制国家的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后者控制国家，前者被国家控制，但两者都在打击言论自由。由互联网所带来的点对点通信是他们的大忌，尤其还是在端对端加密的情况下。在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像谷歌图书、NCBI 或是 archive.is 这样的档案参考资料库，它们可以被链接起来从而证明一个观点，即使国家的官方渠道并不赞成这个观点。
社会 > 国家。社交网络改变了很多东西，关键的一点是，它改变了社区的性质——你的社区是你的社交网络，而不一定是住在你附近的人。当网络身份比邻居关系更突出时，它挑战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the Westphalian state）的前提，即（a）在地理上生活在一起的人有共同的价值观；（b）因此法律应该以地理边界为基础。另一种说法是，只有在社交网络中相互靠近的人才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管理他们的法律应该以网络边界为基础。
移动 > 冻结。手机让我们更具流动性，而法律是一个经纬度的函数，当你改变位置时，你就改变了适用于你的地方、州和联邦法律。因此，移民是一种改变你的生活中的法律的一种有力方式，就像选举一样。COVID-19 封锁只是一个开端——国家在试图控制网络所带来的实际出境。但在正常情况下，智能手机正在帮助人们更加自由地移动，而实体国家的边界却被冻结在原地。
虚拟现实 > 物理临近性。与移动性相匹配，网络还提供了另一种脱离国家控制的物理限制的方式：即戴上 VR（或 AR）头盔，这时你就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周围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法律。
远程 > 当面。网络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和交流，与移动通信结合起来，将进一步增强对抗国家的力量。网络国家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它按照人而不是按照土地来划分世界。因为网络国家建立的基础，就是全世界的人自愿订阅而产生的收入。流散的人们即是国家。
国际 > 国家。网络让人们有更多自由来选择自己所从属的国家。例如，他们只需点击几下，就可以将托管网站的服务器从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
智能合约 > 法律。国家基于纸张的法律体系成本高且不可预测，在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城市，一组相似的事件可能受到完全不同的裁决。律师很贵，纸质合同存在错别字和不合逻辑的地方，跨境协议更是十分复杂，甚至无法实现。我们虽然仍然处于智能合约的早期阶段，但随着我们进行良好的调试、建立起正式验证的合同库，网络即将从国家那里接手这一领域。试想一下真正的国际法：它通过程序而非纸张完成，它跨越传统国家领域之外的边界，并且由全球技术专家而非特定国家的律师完成。
加密验证 > 官方确认。也许网络比国家更强大的关键，就在于真理本身的特性。尽管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区块链是自文字出现以来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进展，因为它是一个可加密验证、高度复制、不可篡改、可证明的完整数字记录的系统。这是历史的技术真相观的最终胜利，因为现在有技术、经济激励来传递真实的史实，而无关乎任何特定政府在进行压制时，有怎样的社会政治优势。这里预示一下，这个记录账本上，将会由网络来书写历史，而不是国家。
简而言之，如果你使用网络来介入一个问题，它往往会成为最强大的力量。这基本上是每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一直在做的事情：试图通过网络来做事情，而非通过国家。有一个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这在概念上很重要，如果一个初创社会的创始人可以通过网络来重置一个特定的矛盾，从而使网络对抗国家，就有机会获胜；但如果他们还是通过传统的国家，他们就会成为一只失水的鳄鱼，最终很可能会输。
将“网络 > 国家”的提法应用于最近的事件，想一想 2021 年 1 月，当时在纽约时报公司和所有主流媒体的要求下，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和推特联合起来，剥夺了一位在任总统的权利，并使他的支持者的应用程序从互联网上消失。
很明显的是：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没有控制住事件；不太明显的是：当选的民主党人同样也没能参与控制。当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嘈杂声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由于第一修正案限制了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他们不能像命令出版商一样，让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来关闭反对派的声音，而且由于这些网络的最终控制权在私人手中，国家官员并没有最终决定权。
换句话说，把手放在按钮上的人不再是国家的民选官员，美国政府还觉得是自己在管事吗？这就是网络 > 国家的意思。
明确地说，网络并没有在与国家的每一次冲突中获胜。在许多情况下，实际结果是“国家 > 网络”。事实上，这两个利维坦之间的冲突将塑造整个世纪，就像上帝和国家两个利维坦之间的冲突塑造了上个世纪。
一些“国家 > 网络”的例子包括：美国政府逮捕罗斯·乌布里希特（Ross Ulbricht）、迫害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中国对加密货币的打击；欧盟的 GDPR 法规；导致任何数字游民成批离开的防疫大封锁；政府关闭互联网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美国当局对互联网审查的推动。
让我们回顾一下几个特别重要的案例。旧金山的科技移民、中国科技创始人的政治失败、用 AI 的偏见来使 AI 产生偏见、以及西方和东方的建制派评论家的数字平台驱逐。
旧金山市政府 > 湾区科技创始人。尽管旧金山的科技创始人在网络上非常能干，但旧金山市政府的政治富翁们设法利用他们对国家的控制，将该市变成一个地狱。无论有意无意，都起到了驱逐新的资本的效果——当然，新的资本也是他们的潜在竞争对象。 是的，最近有一些成功的科技资助的召回行动，但这可能太少、也太晚了。这就好比股价在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大跌之后，出现了一点上升的趋势，因为湾区的垄断已经结束。现在，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到 Web3 领域，旧金山（甚至硅谷）已经失去了其无可争议的世界科技首都的地位。你不再需要去湾区建立一个创业公司，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创办企业并获得投资。 总的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科技不再高度依赖于旧金山 / 加州 / 美国，这对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还要注意的是，虽然科技界在旧金山的失败是由于国家 > 网络，但科技界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得益于远程工作，使得人们可以“技术撤离”旧金山，而远程工作是一个网络 > 国家的案例。
关键是，有时网络 > 国家（这是新的），有时国家 > 网络（这是大多数人所预料的），而这些利维坦之间的竞争将定义我们的时代。
但这永远是竞争吗？还是有机会共用？
上帝 / 网络：这可能是像摩门教或以色列之前的犹太散居地，或由某种通信网络连接的任何宗教散居地。这是一个由通信网络连接的、有共同价值观的社区，而没有一个正式的国家。
上帝 / 国家 / 网络：这就像以色列之后的犹太散居地。我们的“一诫”模式也借鉴了这一点，因为初创社会可以基于传统的宗教，也可以基于与许多宗教实践相提并论的道德要求，比如素食主义。
这些都是混合利维坦的政治例子，但还有其他思考这个概念的方式。
对上帝 / 国家 / 网络混合体的研究，将我们带到了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网络 / 国家，其中一种混合体的模式就是我们本书的书名——“网络国家”，而要达到网络 / 国家的融合，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第一章中描述的从零开始的版本，即一个互联网领袖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足够大的网络联盟，它可以众筹领土，并最终获得外交承认。但值得讨论的是其他情况，即现有政府与网络的融合——包括积极和消极的网络 / 国家混合体。
我们从一个观察开始：公司、城市、货币、社区和国家，它们都在变成网络。
作为一个比喻，我们过去认为，书籍、音乐和电影是不同的，后来它们都可以由通过互联网发送的数据包来表示。是的，我们用音频播放器听音乐，用电子书阅读器看书，它们的基本形式，都变成了数字。
同样地，今天我们认为股票、债券、黄金、贷款和艺术品是不同的，但所有这些都在区块链上表现为借方和贷方，它们的基本形式，也在变得数字化。
现在，我们开始考虑不同种类的人的集合，无论是社区、城市、公司还是国家，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网络，其中的数字档案和他们的互动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而这只是针对那些用网络的某些方面来改造自己的现有政体，而不包括本文所述的新网络国家的最基本的网络属性：即公民本身首先在云端聚合，然后才是对土地的众筹。
这是网络 / 国家融合的良性版本，也是人们终将奔赴的所在。
网络 / 国家混合的恶性版本是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状况，也包括发生在美国联邦层面的科技镇压行动。在中国和美国的案例中，国家通过威权来“收购”中心化的科技公司，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与网络的融合。
有时“斩首”是强硬的（Uber 是这里的一个早期目标），有时是准自愿的。事实上，截至 2022 年中期，除扎克（Zuck）外，许多主要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已经下台——他们不希望在毫无胜算的反垄断过程中被个人妖魔化。在中国则更为明确，这甚至不是一个选择，马云不再控制他所创立的公司，许多其他中国创始人也同样被解除了职务。
这是网络 / 国家混合的恶性版本，是人们想要逃避的版本。
我们可以在当下的时代融合这三个利维坦吗？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式？
是的，我们刚刚描述的网络 / 国家混合体的良性版本，提供了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大的经济回报，以及更高的公民认可度，但它尚未提供更大的目的或意义。
三个利维坦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网络国家在当下是可行的。网络是城里的一个新警长、一个新利维坦、一个在许多情况下比国家更强大的新力量。这已经改变了权力的平衡。当混合体出现时，网络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出现，这就解释了今天的大部分不稳定：当利维坦摔跤的时候，当哥斯拉与金刚战斗的时候，地球就会颤抖。
这些例子数不胜数。如之前所说，Uber 和 Lyft 优于国家的纸质出租车牌照系统，电子邮件优于美国邮政，SpaceX 则优于 NASA。如果你思考边界，你将需要思考网络远程呈现（击败了物理边界）和它的加密系统（建立了数字边界）；如果你关心美国的人口普查，网络则提供了一种，远比国家的十年历程更具有实效性。
这不可否认地证明了美国政府的无能，因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显然已不再是他自己国家里最有权力的人。非正式网络（美国的建制派）战胜了正式国家（美国政府）「」。
中国共产党 > 中国科技创始人。直到 2018 年左右，中国的科技创始人一直受到中共的赞誉。想象一下，如果扎克伯格（Zuckerberg）和多尔西（Dorsey）因其对经济的贡献，而获得相当于参议院的席位，被带入机构，而不是远远地站在一边，你就能体会到当时的基调是怎样的。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和他们的同行，要么是 9500 万中共党员（< 全国 7%）之一，要么被中共媒体所称赞。 然后一切都变了，就像美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建制派驱动的科技浪潮「」。以一些监管理由暂停蚂蚁金服的 IPO，令其耗费了巨大的成本就是一个信号。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把它认为的“国家利益”置于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上：进行 COVID 封锁、关闭 IPO、一夜之间禁止游戏和比特币挖矿等整个行业，至少造成了一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看看上去很愚蠢。也许它就是单纯的愚蠢行为，但也许他们还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禁止外国社交网络的早期行动，在现在看起来很有远见，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微博和微信，那么硅谷的美国高管们就可以通过敲击一下键盘，来剥夺（或监视）任何一个中国人。因此不幸的是，也许发出“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的信号，并为冲突做好准备，最终会使中共在未来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尽管如此，中国的科技浪潮是一个“国家 > 网络”的例子，中共控制的中国击败了中国科技创始人的国际网络，但它并没有永远获胜，因为中国许多最有雄心的创始人和投资者现在正利用网络，逃离中国。
用 AI 的偏见来使 AI 产生偏见。乔恩·斯托克斯（Jon Stokes）写了关于“AI 伦理”的文章，我建议你去读读他的作品。简而言之，这整个伪领域（pseudofield）以平衡天平的名义，将拇指放在人工智能算法的天平上，特别是像谷歌这样有影响力的科技巨头。这么做是为了确保美国建制派的成员可以一直密切监视技术，确保他们的代码 100% 符合政权的要求「」，就像苏联对其政委所做的一样，还有纳粹党（NSDAP）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以及习近平的「」，都是如此。 基本概念是关于对一个技术领域的道德控制。人工智能的“伦理”并不评判真假，而是评判好坏。那什么是坏的呢？就是一切对政治不利的叙事。举一个具体例子，2021 年，乌克兰被广泛报道为一个腐败的国家，其中充满了的分子；但到了 2022 年中期，如果这些 AI 偏见者得逞，这些报道将被重新归类为“虚假信息”，并被扔到搜索结果的第十页「」。 如今通常的伎俩是：自行决定选择机器学习所要用到的资料，以及算法结构中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所以谁能说“无偏见”意味着什么呢？这里的目标是确保自行决定权不会随意散布，或是由个别调查员来决定，而是始终指向一个“道德认可”的方向，无论是归顺于纽约时报（蓝色美国）还是中共（中国），这都是假借各种名义进行的中央集权。 还需要注意的是，他们选择这个场域也是为了抵御攻击。什么？你反对人工智能伦理吗？（这些人在有必要的时候也会嘲笑“新闻伦理”）。 因此一个更好的说法是“AI 偏见”，不是研究偏见，而是研究如何让 AI 产生偏见。AI 偏见者所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大科技公司中的一部分拥有地位的狂热分子，他们有能力并将会歪曲数十亿人的谷歌搜索结果，除非谷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或者谷歌内有合适的人去推动他们的算法走向透明「」。对他们来说，新闻语言不是反乌托邦，而是一份指导手册。 而且他们很可能会赢。的事件只是一个开始，新的谷歌将利用其权力，集中改变人们的思想。 这比百度要糟糕得多，后者更直接地过滤掉那些对中共来说“有问题”的搜索。因为 AI 偏见者假装是为了无权无势的人，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美国当局的权力。
数字平台驱逐。另一个国家战胜网络、政治权力对抗技术真理的例子，就是社交媒体封杀对政权不利的声音。 一如既往，这在中国非常明显。在新浪微博上说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东西，你的和可能会消失，你也许还会被安全部门请去“”。但是在西方，如果你在 Twitter 上说了一些政权不喜欢的东西，你的帖子和账户也可能会消失，而且在这样的美国保护国中，你也可能会被安全部门“喝茶”。 没想到吧？但请点击这些链接。还没有来到美国的唯一原因是第一修正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人对言论和思想控制的全部企图。 然而，即使到 2019 年，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的制度在这方面的。就像微信屏蔽了天安门，脸书屏蔽了被指控的检举者。在实际操作上，这就是。在东方，这是官方的政府审查制度；而在西方，这是非官方的私人审查制度，但这并不是实质性的区别，这是由中国和美国建制派分别下令进行的审查。实质的区别在于，在西方有第三派的去中心化的对审查制度的反抗。
正如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所说：“谨慎选择你的竞争对手，因为你会变得很像他们。”这是科技创始人版本的，即论点和对立面混合形成的混合体。
换句话说，如果有三个利维坦（上帝、国家、网络）一直在相互斗争，它们也不会一直保持纯粹的形式。你会看到人们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混合体——黑格尔意义上的新混合体。在之前关于政治权力与技术真理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了这种混合体的中国版本（“”），它不仅仅是对真理的确定，还包括社会本身的组织方式。比如说：
上帝 / 国家：上世纪中期的美国口号是“为了上帝和国家”，它站在苏联的对立面，在苏联，人们把国家当作上帝来崇拜。（尽管美国也存在一部分点对点的网络，它允许资本主义在其境内存在；与之相类似，苏联也存在“”，一个煽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全球特工网络。）
一个值得特别提及的重要混合体是“网络 / 上帝”：一个网络上帝，一个人工智能上帝，一个 -9 或 10，利用全人类的知识对困难问题给出即时、超人的答案。
毕竟，人们已经习惯向谷歌倾诉，就好像它是上帝，或者至少是一个忏悔室。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本流行的儿童读物叫《上帝，你在吗？是我，玛格丽特（）》，你可以想象一个应用程序的版本，人们向一个特定的人工智能上帝征求意见。
这个神不需要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它可以编码一种特定的道德观，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语库来进行训练，而非广泛意义上的互联网。比如，在一个应用程序中，耶稣会怎么做（译注：WWJD，短语，常用作基督教信徒的个人座右铭）？中国的“”应用，可以视作是一个早期版本——习近平会怎么做？虽然也可以有去中心化的版本。
李光耀（Lee Kuan Yew）会怎么做？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会怎么做？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会怎么做？你所尊敬的人在你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建议？一个基于这些伟人们一生所有公开文本和音频训练的语言模型，可能会实现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人们在应用程序中被 AI 复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 ，只需要用 VR 模拟来增强它。尽管这种事情在《她》和《黑镜》等媒体中被描绘成负面的情形，但从李光耀的应用程序中获得互动建议真的没什么用，还不如从李光耀的书中获得建议。
这对社区和公司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已经可以完全远程化和数字化，但即使是已经存在的城市和国家，也开始以这种方式建模，因为（a）它们的公民「」通常在地理上是远程的；（b）公民身份的概念本身正在变得类似于数字单点登录；（c）许多 20 世纪的政府职能已经事实上到私人网络，如电子邮件递送、酒店和出租车管理；（d）城市和国家越来越多地在网上招募公民；（e）所谓的智能城市越来越多地通过计算机界面进行管理；（f） 随着国家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城市随之效仿，每个政体将像公司股票和币一样，在互联网上公开交易。
已经存在的国家与网络融合的例子包括：（a）萨尔瓦多与比特币网络的融合；（b）怀俄明州的和挪威的，这些都是与以太坊网络的融合；（c）爱沙尼亚和新加坡等地，每个政府工作流程都已经在线。在每一个案例中，城市和州都在与网络融合，传送对公民有用的新服务。
在中国使用的惯用技巧是（a）长达数年的媒体妖魔化；加上（b）强制性的；然后是（c）“斩首”式裁决与准国有化，正如和所发生的那样。而在美国的科技浪潮中，情况非常相似：（a）长达数年的媒体妖魔化；加上（b）强制性的内部讨论；然后是（c）反垄断、监管和准国有化。
换句话说，中国和美国的建制派都发明了一些理由，以用于从本质上以前由创始人所控制的公司「」。
也就是说，无论表面上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对中央集权科技公司的敌意收购。一旦被接管，这些公司将被变成完全的监控机器和社会控制工具。中国已经很明显，但在美国，。
需要明确的是，这部分对未来的预测也许它可以避免，但在任何表面上的“经济”解决方案之后，美国这个“国家安全至上国”可以通过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后门得到它想要的一切。国家安全局（NSA）将不需要通过进入这个系统，它将得到一个前门，然后，终将使你的所有数据泄露到互联网上。
作为预演，这就是“”的用武之地。这个概念是：你不想也不需要开创一个全新的宗教，来建立一个初创社会， 但你确实需要某种道德上的创新。如果你所提供的只是更高的生活标准，人们可能会作为消费者而来，但他们不会出于真正正确的原因而来。消费者公民是来享受一个伟大社会，而非来牺牲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社会，他们不会理解支撑你的初创社会的估值的价值观。而且，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你很可能无法建立那种高估值或更高的生活标准，就像苹果公司和美国本身最初都不是仅仅为了钱而建立的。你想招募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为此，你需要一个目的。
这个更高的目标可以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如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的《本尼迪克特选项（）》，但它也可以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诫”教义，一个颠覆社会核心假设的道德创新，同时保持所有其他假设不变。
例如，把“糖是坏的”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道德前提，认真贯彻到建立一个无糖社会中去，就需要对辖区内的每家餐馆、杂货店和膳食进行有所侧重但又全面彻底的更改。我们在会举更多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