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上帝、国家、网络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历史观之间的碰撞，由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和记录在账本上的历史之间的碰撞，政治权力和技术真理之间的碰撞......这种相遇是利维坦之间的碰撞。
为了理解这一点，想象一下两个小学生在操场上打架。没过多久，其中一个就说：“我爸能打赢你爸！”这种平庸的小事中蕴含着深刻的意义。甚至在很小的时候，孩子就相信自己可以诉诸于更强大的力量——一个利维坦，一个可以扫除场上所有敌人的强者（包括课间休息的罗伯特同学）。
在这一点上，大人和小孩没什么不同。每一种学说都有它的利维坦，那个盘旋在所有事物之上的主要推手。对于一个宗教来说，它是上帝；对于一个政治运动来说，它是国家；而对于加密货币来说，它是网络。这三个利维坦盘旋在易犯错误的人身上，使他们以亲社会的方式行事。
一旦我们超越了上帝，一旦我们意识到在霍布斯（Hobbesian）意义上的利维坦不是一个而是三个，很多事情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一个运动如果不是崇拜上帝的宗教运动，那么它往往就是崇拜国家的政治运动，或是崇拜网络的隐蔽部落。许多进步的无神论者也绝非统计学家，他们崇拜国家，仿佛国家就是上帝，而许多自由主义无神论者可能既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国家，但他们确实相信网络，无论是他们的社交网络还是他们的加密货币。
这一点值得详细说明。
2.4.1 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
第一个利维坦是上帝。在 19 世纪，人们不偷东西，因为他们真的害怕上帝，他们以一种我们很难理解的方式在相信着：上帝是世界上一种活跃的力量，拥有硫磺与烈火。他们希望敬畏上帝的人掌权，因为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即使没有人可以惩罚他，他也会表现得很好。也就是说，一个拥有强大权力的领导人，如果他真的相信违反宗教法令会受到永恒诅咒的惩罚，即使没人能看到他是否有不当行为，他也能被公众所信赖。至少这是一种理性的重述：关于为什么真诚地“敬畏上帝”，其实对人们非常重要——尽管他们未必以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上帝是终极力量，上帝是利维坦。
19 世纪末，尼采（Nietzsche）写道：“上帝已死”。他想表达的是，大量的知识分子不再像他们的祖先那样信仰上帝。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一个新的利维坦崛起了，它之前就存在，但如今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国家。因此在 1900 年代，你为什么不偷东西？因为即使你不相信上帝，国家也会惩罚你。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取代了上帝（法国自 1789 年以来已经在很明显地进行这项工作），这导致了 20 世纪的巨大战争，即民主资本主义与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战争。这些新的信仰用 g-o-v 取代了 g-o-d，将国家置于上帝之上，使国家成为了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
让我们来到当下。正如你从这张图另一张图所看到的那样，今天不仅仅是上帝在死亡，国家也正在死亡。因为在 21 世纪早期，人们对国家的信仰正在急剧下降，尽管可能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复苏正在酝酿之中，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也基本崩溃了，网络（互联网、社交网络和现在的加密网络）才是下一个利维坦。
所以：在 19 世纪，你不偷东西，因为上帝会惩罚你；在 20 世纪，你不偷东西，因为国家会惩罚你；但在 21 世纪，你不能偷东西，因为网络不会让你偷「40」——要么社交网络会对你发起暴行，要么加密网络让你无从偷窃（你需要私钥），要么网络化的人工智能最终会监测到你，也可能以上情况会一起发生。
换句话说，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是什么？在 19 世纪是上帝；在 20 世纪是美国军队；而到了 21 世纪中期则是加密技术。正如阿桑奇所说，再多的暴力也无法解决特定的数学问题。因此你有多少核武器并不重要，如果财产或信息是由加密技术保证的，那么国家在没有解出那些方程之前就无法褫夺这些财产与信息。
2.4.2 橡皮水管不可规模化
现在，一种显而易见的反应是：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仍然可以通过暴力来解决问题——用传说中的橡皮水管攻击来获得密码和私钥。但首先他们必须找到这个人的线下身份、将其映射到一个物理位置、确定他们有管辖权、派出（昂贵的）特种部队，并对无数人在无数地方做这件事。同时，还要处理各种复杂难题，如匿名重发（anonymous remailers）、多重签名（multisigs）、零知识（zero-knowledge）、失能开关（dead-man’s switches）和时间锁（timelocks）。因此，至少我们可以说，加密技术增加了国家的胁迫成本。
换句话说，扣押比特币并不像为法定货币制造通胀那样容易。像委内瑞拉这种充满敌意的国家，通过按一下键盘就可以集体夺取人们的财富，而处理加密货币则需要挨家挨户地进行。解决规模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建立一支廉价的、自主的、由 AI 无人机组成的警察军队，中国最终有可能实现这一点，但其成本太高，而且我们直到现在也尚未实现「41」。
在此之前，中本聪成功维护假名的历史、苹果公司部分挫败了联邦调查局的行动、以及比特币对于中国禁止挖矿政策的抵御能力，都表明了网络的假名系统和密码学，已经在一定意义上阻碍了国家的监控和暴力。
因此，加密技术以一种法律无法做到的方式限制了政府。正如这篇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不仅仅是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使用加密技术和加密货币来还关乎保护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合同自由；使用加密和个人隐私技术来防止歧视和镇压；在代码规则之下实现真正平等的庇护——即使是国家白纸黑字的保证，也正变得越来越空洞。因为计算机对相同的输入总是给出相同的输出，而不像易变的人类司法机构那样，在执行法律时容易出错（或被政治化）。
在这个意义上，网络就是下一个利维坦，因为在关键层面上，它正变得比国家更强大、更公正。
2.4.3 网络是下一个利维坦
当我们说网络是下一个利维坦的时候，我们可以简述为“网络 > 国家”。这里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展示了在特定的社会实践中，网络比国家更加强大。
加密技术 > 国家暴力。当政府无法破解强大的加密技术时，就意味着国家无法窃听通信、无法拦截交易，也无法穿透数字边界。这也意味着我们具备了在国家控制之外去组织一个团体的能力，从而削弱了国家的控制力。
加密经济 > 法币经济。我们刚刚讨论过，比特币网络是国家不能轻易冻结、扣押、禁止或印刷的，理论上而言，这只是加密技术的一个特例，但它的影响是广泛的：所有形式的金融工具、企业工具、会计、薪资等，都可以在国家控制之外的链上进行。
点对点 > 国家媒体。有两种国家媒体：国家控制的媒体，如中国的新华网，或控制国家的媒体，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后者控制国家，前者被国家控制，但两者都在打击言论自由。由互联网所带来的点对点通信是他们的大忌，尤其还是在端对端加密的情况下。在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像谷歌图书、NCBI 或是 archive.is 这样的档案参考资料库，它们可以被链接起来从而证明一个观点，即使国家的官方渠道并不赞成这个观点。
社会 > 国家。社交网络改变了很多东西，关键的一点是，它改变了社区的性质——你的社区是你的社交网络，而不一定是住在你附近的人。当网络身份比邻居关系更突出时，它挑战了威斯特伐利亚国家（the Westphalian state）的前提，即（a）在地理上生活在一起的人有共同的价值观；（b）因此法律应该以地理边界为基础。另一种说法是，只有在社交网络中相互靠近的人才有共同的价值观，因此管理他们的法律应该以网络边界为基础。
移动 > 冻结。手机让我们更具流动性，而法律是一个经纬度的函数，当你改变位置时，你就改变了适用于你的地方、州和联邦法律。因此，移民是一种改变你的生活中的法律的一种有力方式，就像选举一样。COVID-19 封锁只是一个开端——国家在试图控制网络所带来的实际出境。但在正常情况下，智能手机正在帮助人们更加自由地移动，而实体国家的边界却被冻结在原地。
虚拟现实 > 物理临近性。与移动性相匹配，网络还提供了另一种脱离国家控制的物理限制的方式：即戴上 VR（或 AR）头盔，这时你就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周围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法律。
远程 > 当面。网络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和交流，与移动通信结合起来，将进一步增强对抗国家的力量。网络国家有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它按照人而不是按照土地来划分世界。因为网络国家建立的基础，就是全世界的人自愿订阅而产生的收入。流散的人们即是国家。
国际 > 国家。网络让人们有更多自由来选择自己所从属的国家。例如，他们只需点击几下，就可以将托管网站的服务器从一个国家移到另一个国家。
智能合约 > 法律。国家基于纸张的法律体系成本高且不可预测，在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不同城市，一组相似的事件可能受到完全不同的裁决。律师很贵，纸质合同存在错别字和不合逻辑的地方，跨境协议更是十分复杂，甚至无法实现。我们虽然仍然处于智能合约的早期阶段，但随着我们进行良好的调试、建立起正式验证的合同库，网络即将从国家那里接手这一领域。试想一下真正的国际法：它通过程序而非纸张完成，它跨越传统国家领域之外的边界，并且由全球技术专家而非特定国家的律师完成。
加密验证 > 官方确认。也许网络比国家更强大的关键，就在于真理本身的特性。尽管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区块链是自文字出现以来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进展，因为它是一个可加密验证、高度复制、不可篡改、可证明的完整数字记录的系统。这是历史的技术真相观的最终胜利，因为现在有技术、经济激励来传递真实的史实，而无关乎任何特定政府在进行压制时，有怎样的社会政治优势。这里预示一下，这个记录账本上，将会由网络来书写历史，而不是国家。
这些例子数不胜数。如之前所说，Uber 和 Lyft 优于国家的纸质出租车牌照系统，电子邮件优于美国邮政，SpaceX 则优于 NASA。如果你思考边界，你将需要思考网络远程呈现（击败了物理边界）和它的加密系统（建立了数字边界）；如果你关心美国的人口普查，网络则提供了一种实时的调查，远比国家的十年历程更具有实效性。
简而言之，如果你使用网络来介入一个问题，它往往会成为最强大的力量。这基本上是每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一直在做的事情：试图通过网络来做事情，而非通过国家。有一个应用程序就可以了！
这在概念上很重要，如果一个初创社会的创始人可以通过网络来重置一个特定的矛盾，从而使网络对抗国家，就有机会获胜；但如果他们还是通过传统的国家，他们就会成为一只失水的鳄鱼，最终很可能会输。
网络 > 国家，特朗普（Trump）的平台驱逐
将“网络 > 国家”的提法应用于最近的事件，想一想 2021 年 1 月，当时在纽约时报公司和所有主流媒体的要求下，谷歌、苹果、亚马逊、脸书和推特联合起来，剥夺了一位在任总统的权利，并使他的支持者的应用程序从互联网上消失。
这不可否认地证明了美国政府的无能，因为“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显然已不再是他自己国家里最有权力的人。非正式网络（美国的建制派）战胜了正式国家（美国政府）「42」。
很明显的是：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没有控制住事件；不太明显的是：当选的民主党人同样也没能参与控制。当然，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嘈杂声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是，由于第一修正案限制了政府控制言论的能力，他们不能像命令出版商一样，让科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来关闭反对派的声音，而且由于这些网络的最终控制权在私人手中，国家官员并没有最终决定权。
换句话说，把手放在按钮上的人不再是国家的民选官员，美国政府还觉得是自己在管事吗？这就是网络 > 国家的意思。
2.4.4 国家仍然是一个利维坦
明确地说，网络并没有在与国家的每一次冲突中获胜。在许多情况下，实际结果是“国家 > 网络”。事实上，这两个利维坦之间的冲突将塑造整个世纪，就像上帝和国家两个利维坦之间的冲突塑造了上个世纪。
一些“国家 > 网络”的例子包括：美国政府逮捕罗斯·乌布里希特（Ross Ulbricht）、迫害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和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中国对加密货币的打击；欧盟的 GDPR 法规；导致任何数字游民成批离开的防疫大封锁；政府关闭互联网的数量不断增加；以及美国当局对互联网审查的推动。
让我们回顾一下几个特别重要的案例。旧金山的科技移民、中国科技创始人的政治失败、用 AI 的偏见来使 AI 产生偏见、以及西方和东方的建制派评论家的数字平台驱逐。
旧金山市政府 > 湾区科技创始人。尽管旧金山的科技创始人在网络上非常能干，但旧金山市政府的政治富翁们设法利用他们对国家的控制，将该市变成一个地狱。无论有意无意，都起到了驱逐新的资本的效果——当然，新的资本也是他们的潜在竞争对象。 是的，最近有一些成功的科技资助的召回行动，但这可能太少、也太晚了。这就好比股价在经历了不可逆转的大跌之后，出现了一点上升的趋势，因为湾区的垄断已经结束。现在，技术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分散到 Web3 领域，旧金山（甚至硅谷）已经失去了其无可争议的世界科技首都的地位。你不再需要去湾区建立一个创业公司，你可以从任何地方创办企业并获得投资。 总的来说这是一件好事——科技不再高度依赖于旧金山 / 加州 / 美国，这对世界的未来至关重要。还要注意的是，虽然科技界在旧金山的失败是由于国家 > 网络，但科技界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得益于远程工作，使得人们可以“技术撤离”旧金山，而远程工作是一个网络 > 国家的案例。
中国共产党 > 中国科技创始人。直到 2018 年左右，中国的科技创始人一直受到中共的赞誉。想象一下，如果扎克伯格（Zuckerberg）和多尔西（Dorsey）因其对经济的贡献，而获得相当于参议院的席位，被带入机构，而不是远远地站在一边，你就能体会到当时的基调是怎样的。马云（阿里巴巴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和他们的同行，要么是 9500 万中共党员（< 全国 7%）之一，要么被中共媒体所称赞。 然后一切都变了，就像美国一样，中国也有自己的建制派驱动的科技浪潮「43」。以一些监管理由暂停蚂蚁金服的 IPO，令其耗费了巨大的成本就是一个信号。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共产党把它认为的“国家利益”置于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上：进行 COVID 封锁、关闭 IPO、一夜之间禁止游戏和比特币挖矿等整个行业，至少造成了一万亿美元的损失。 这看看上去很愚蠢。也许它就是单纯的愚蠢行为，但也许他们还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在 2000 年代和 2010 年代禁止外国社交网络的早期行动，在现在看起来很有远见，如果他们没有建立自己的微博和微信，那么硅谷的美国高管们就可以通过敲击一下键盘，来剥夺（或监视）任何一个中国人。因此不幸的是，也许发出“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的信号，并为冲突做好准备，最终会使中共在未来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尽管如此，中国的科技浪潮是一个“国家 > 网络”的例子，中共控制的中国击败了中国科技创始人的国际网络，但它并没有永远获胜，因为中国许多最有雄心的创始人和投资者现在正利用网络转移到国外，逃离中国。
用 AI 的偏见来使 AI 产生偏见。乔恩·斯托克斯（Jon Stokes）写了很多关于“AI 伦理”的文章，我建议你去读读他的作品。简而言之，这整个伪领域（pseudofield）以平衡天平的名义，将拇指放在人工智能算法的天平上，特别是像谷歌这样有影响力的科技巨头。这么做是为了确保美国建制派的成员可以一直密切监视技术，确保他们的代码 100% 符合政权的要求「44」，就像苏联对其政委所做的一样，还有纳粹党（NSDAP）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以及习近平的学习强国「45」，都是如此。 基本概念是关于对一个技术领域的道德控制。人工智能的“伦理”并不评判真假，而是评判好坏。那什么是坏的呢？就是一切对政治不利的叙事。举一个具体例子，2021 年，乌克兰被广泛报道为一个腐败的国家，其中充满了亚速营的纳粹分子；但到了 2022 年中期，如果这些 AI 偏见者得逞，这些报道将被重新归类为“虚假信息”，并被扔到搜索结果的第十页「46」。 如今通常的伎俩是：自行决定选择机器学习所要用到的资料，以及算法结构中所使用的判断标准。所以谁能说“无偏见”意味着什么呢？这里的目标是确保自行决定权不会随意散布，或是由个别调查员来决定，而是始终指向一个“道德认可”的方向，无论是归顺于纽约时报（蓝色美国）还是中共（中国），这都是假借各种名义进行的中央集权。 还需要注意的是，他们选择这个场域也是为了抵御攻击。什么？你反对人工智能伦理吗？（这些人在有必要的时候也会嘲笑“新闻伦理”）。 因此一个更好的说法是“AI 偏见”，不是研究偏见，而是研究如何让 AI 产生偏见。AI 偏见者所拥有的权力是巨大的。大科技公司中的一部分拥有地位的狂热分子，他们有能力并将会歪曲数十亿人的谷歌搜索结果，除非谷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或者谷歌内有合适的人去推动他们的算法走向透明「47」。对他们来说，新闻语言不是反乌托邦，而是一份指导手册。 而且他们很可能会赢。梅里亚姆-韦伯斯特（Merriam-Webster）出于政治目的而实时修改字典的事件只是一个开始，新的谷歌将利用其权力，集中改变人们的思想。 这比百度要糟糕得多，后者更直接地过滤掉那些对中共来说“有问题”的搜索。因为 AI 偏见者假装是为了无权无势的人，实际上却是为了维护美国当局的权力。
数字平台驱逐。另一个国家战胜网络、政治权力对抗技术真理的例子，就是社交媒体封杀对政权不利的声音。 一如既往，这在中国非常明显。在新浪微博上说一些中共不喜欢的东西，你的帖子和账户可能会消失，你也许还会被安全部门请去“喝茶”。但是在西方，如果你在 Twitter 上说了一些政权不喜欢的东西，你的帖子和账户也可能会消失，而且在像英国这样的美国保护国中，你也可能会被安全部门请去“喝茶”。 没想到吧？但请点击这些链接。英国式的仇恨言论法还没有来到美国的唯一原因是第一修正案，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私人对言论和思想控制的全部企图。 然而，即使到 2019 年，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中国的制度在这方面的融合。就像微信屏蔽了天安门，脸书屏蔽了被指控的检举者。在实际操作上，这就是同样的事情。在东方，这是官方的政府审查制度；而在西方，这是非官方的私人审查制度，但这并不是实质性的区别，这是由中国和美国建制派分别下令进行的审查。实质的区别在于，在西方有第三派的去中心化的对审查制度的反抗。
关键是，有时网络 > 国家（这是新的），有时国家 > 网络（这是大多数人所预料的），而这些利维坦之间的竞争将定义我们的时代。
但这永远是竞争吗？还是有机会共用？
2.4.5 论点、对立面、混合体
正如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所说：“谨慎选择你的竞争对手，因为你会变得很像他们。”这是科技创始人版本的黑格尔辩证法，即论点和对立面混合形成的混合体。
换句话说，如果有三个利维坦（上帝、国家、网络）一直在相互斗争，它们也不会一直保持纯粹的形式。你会看到人们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创造出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混合体——黑格尔意义上的新混合体。在之前关于政治权力与技术真理的讨论中，我们已经提到了这种混合体的中国版本（“落后就要挨打”），它不仅仅是对真理的确定，还包括社会本身的组织方式。比如说：
上帝 / 国家：上世纪中期的美国口号是“为了上帝和国家”，它站在苏联的对立面，在苏联，人们把国家当作上帝来崇拜。（尽管美国也存在一部分点对点的网络，它允许资本主义在其境内存在；与之相类似，苏联也存在“共产国际”，一个煽动共产主义革命的全球特工网络。）
上帝 / 网络：这可能是像摩门教或以色列之前的犹太散居地，或由某种通信网络连接的任何宗教散居地。这是一个由通信网络连接的、有共同价值观的社区，而没有一个正式的国家。
上帝 / 国家 / 网络：这就像以色列之后的犹太散居地。我们的“一诫”模式也借鉴了这一点，因为初创社会可以基于传统的宗教，也可以基于与许多宗教实践相提并论的道德要求，比如素食主义。
这些都是混合利维坦的政治例子，但还有其他思考这个概念的方式。
2.4.6 混合体：网络 / 上帝
一个值得特别提及的重要混合体是“网络 / 上帝”：一个网络上帝，一个人工智能上帝，一个 GPT-9 或DALL·E 10，利用全人类的知识对困难问题给出即时、超人的答案。
毕竟，人们已经习惯向谷歌倾诉，就好像它是上帝，或者至少是一个忏悔室。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有一本流行的儿童读物叫《上帝，你在吗？是我，玛格丽特（Are You There God? It’s Me, Margaret）》，你可以想象一个应用程序的版本，人们向一个特定的人工智能上帝征求意见。
这个神不需要是普遍意义上的人工智能，它可以编码一种特定的道德观，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语库来进行训练，而非广泛意义上的互联网。比如，在一个应用程序中，耶稣会怎么做（译注：WWJD，短语，常用作基督教信徒的个人座右铭）？中国的“学习强国”应用，可以视作是一个早期版本——习近平会怎么做？虽然也可以有去中心化的版本。
李光耀（Lee Kuan Yew）会怎么做？大卫·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会怎么做？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会怎么做？你所尊敬的人在你的情况下会有什么建议？一个基于这些伟人们一生所有公开文本和音频训练的语言模型，可能会实现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情节——人们在应用程序中被 AI 复活。现在已经有了一个 V1，只需要用 VR 模拟来增强它。尽管这种事情在《她》和《黑镜》等媒体中被描绘成负面的情形，但从李光耀的应用程序中获得互动建议真的没什么用，还不如从李光耀的书中获得建议。
2.4.7 混合体：网络 / 国家
对上帝 / 国家 / 网络混合体的研究，将我们带到了我们最感兴趣的部分：网络 / 国家，其中一种混合体的模式就是我们本书的书名——“网络国家”，而要达到网络 / 国家的融合，有几种不同的方式。
第一种，是第一章中描述的从零开始的版本，即一个互联网领袖在网上建立了一个足够大的网络联盟，它可以众筹领土，并最终获得外交承认。但值得讨论的是其他情况，即现有政府与网络的融合——包括积极和消极的网络 / 国家混合体。
积极的混合体：比特币、Web3、效率
我们从一个观察开始：公司、城市、货币、社区和国家，它们都在变成网络。
作为一个比喻，我们过去认为，书籍、音乐和电影是不同的，后来它们都可以由通过互联网发送的数据包来表示。是的，我们用音频播放器听音乐，用电子书阅读器看书，它们的基本形式，都变成了数字。
同样地，今天我们认为股票、债券、黄金、贷款和艺术品是不同的，但所有这些都在区块链上表现为借方和贷方，它们的基本形式，也在变得数字化。
现在，我们开始考虑不同种类的人的集合，无论是社区、城市、公司还是国家，它们从根本上说都是网络，其中的数字档案和他们的互动方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这对社区和公司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已经可以完全远程化和数字化，但即使是已经存在的城市和国家，也开始以这种方式建模，因为（a）它们的公民「48」通常在地理上是远程的；（b）公民身份的概念本身正在变得类似于数字单点登录；（c）许多 20 世纪的政府职能已经事实上转移到私人网络，如电子邮件递送、酒店和出租车管理；（d）城市和国家越来越多地在网上招募公民；（e）所谓的智能城市越来越多地通过计算机界面进行管理；（f） 随着国家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城市随之效仿，每个政体将像公司股票和币一样，在互联网上公开交易。
而这只是针对那些用网络的某些方面来改造自己的现有政体，而不包括本文所述的新网络国家的最基本的网络属性：即公民本身首先在云端聚合，然后才是对土地的众筹。
已经存在的国家与网络融合的例子包括：（a）萨尔瓦多与比特币网络的融合；（b）怀俄明州的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法和挪威的上限表法案，这些都是与以太坊网络的融合；（c）爱沙尼亚和新加坡等地，每个政府工作流程都已经在线。在每一个案例中，城市和州都在与网络融合，传送对公民有用的新服务。
这是网络 / 国家融合的良性版本，也是人们终将奔赴的所在。
消极的混合体：美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垄断
网络 / 国家混合的恶性版本是发生在中国的种种状况，也包括发生在美国联邦层面的科技镇压行动。在中国和美国的案例中，国家通过威权来“收购”中心化的科技公司，从而实现自上而下的与网络的融合。
在中国使用的惯用技巧是（a）长达数年的媒体妖魔化；加上（b）强制性的习近平思想会议；然后是（c）“斩首”式裁决与准国有化，正如阿里巴巴和字节跳动所发生的那样。而在美国的科技浪潮中，情况非常相似：（a）长达数年的媒体妖魔化；加上（b）强制性的内部讨论；然后是（c）反垄断、监管和准国有化。
有时“斩首”是强硬的（Uber 是这里的一个早期目标），有时是准自愿的。事实上，截至 2022 年中期，除扎克（Zuck）外，许多主要的科技公司创始人已经下台——他们不希望在毫无胜算的反垄断过程中被个人妖魔化。在中国则更为明确，这甚至不是一个选择，马云不再控制他所创立的公司，许多其他中国创始人也同样被解除了职务。
换句话说，中国和美国的建制派都发明了一些理由，以用于从本质上夺取以前由创始人所控制的公司「49」。
也就是说，无论表面上的理由是什么，这些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对中央集权科技公司的敌意收购。一旦被接管，这些公司将被变成完全的监控机器和社会控制工具。中国已经很明显，但在美国，反垄断可能意味着零信任。
需要明确的是，这部分对未来的预测也许它可以避免，但在任何表面上的“经济”解决方案之后，美国这个“国家安全至上国”可以通过 Google 和 Facebook 的后门得到它想要的一切。国家安全局（NSA）将不需要通过黑客进入这个系统，它将得到一个前门，然后被黑，终将使你的所有数据泄露到互联网上。
这是网络 / 国家混合的恶性版本，是人们想要逃避的版本。
2.4.8 混合体：上帝、国家、网络
我们可以在当下的时代融合这三个利维坦吗？有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式？
是的，我们刚刚描述的网络 / 国家混合体的良性版本，提供了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大的经济回报，以及更高的公民认可度，但它尚未提供更大的目的或意义。
作为预演，这就是“一诫”的用武之地。这个概念是：你不想也不需要开创一个全新的宗教，来建立一个初创社会， 但你确实需要某种道德上的创新。如果你所提供的只是更高的生活标准，人们可能会作为消费者而来，但他们不会出于真正正确的原因而来。消费者公民是来享受一个伟大社会，而非来牺牲自己去创造一个伟大社会，他们不会理解支撑你的初创社会的估值的价值观。而且，如果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你很可能无法建立那种高估值或更高的生活标准，就像苹果公司和美国本身最初都不是仅仅为了钱而建立的。你想招募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为此，你需要一个目的。
这个更高的目标可以是一个传统的宗教，如罗德·德雷赫（Rod Dreher）的《本尼迪克特选项（Benedict Option）》，但它也可以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一诫”教义，一个颠覆社会核心假设的道德创新，同时保持所有其他假设不变。
例如，把“糖是坏的”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道德前提，认真贯彻到建立一个无糖社会中去，就需要对辖区内的每家餐馆、杂货店和膳食进行有所侧重但又全面彻底的更改。我们在后面会举更多的例子。
2.4.9 新利维坦、新国家
三个利维坦的概念，解释了为什么网络国家在当下是可行的。网络是城里的一个新警长、一个新利维坦、一个在许多情况下比国家更强大的新力量。这已经改变了权力的平衡。当混合体出现时，网络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也随之出现，这就解释了今天的大部分不稳定：当利维坦摔跤的时候，当哥斯拉与金刚战斗的时候，地球就会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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